張國燾在延安（資料圖）

　　本文原載于《文史天地》2011年6期

　　1979年12月2日夜，加拿大多倫多的一家老人病院，室外朔風呼嘯，雪花飛舞。一間緊閉的病房內的地板上躺著一個中國老人，僵硬的軀體已經一動不動。從老人抽搐的面孔上，可以看出他生命終結前最后一刻的掙扎。誰曾想到，這位死于異國他鄉(xiāng)的老人，當年曾有過叱咤風云的流金歲月，也曾有過一段難以啟齒的經歷，他就是中國現代史上不可忘卻的人物——張國燾。

　　五四運動的弄潮兒

　　1916年10月，19歲的張國燾考入北大理工預科。這位新生初入北大的感受，與他所預期的大相徑庭，校內亂七八糟，師生間除授課外，彼此不相聞問。老生的老爺派頭和守舊習氣，使他大失所望。好在也就幾個月的時間，蔡元培任校長，接著又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北大由文科始，開始全面的改革，一切都開始發(fā)生了變化。

　　陳獨秀來北大后，《新青年》也因之而遷來北京。北大就這樣形成了以《新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陣營，青年學子們都十分喜愛這個雜志。

　　他是個用功的學生，總想以后以學業(yè)安身立命，報效祖國。課余他也常常閱讀《東方雜志》《大中華》之類的刊物，希望能找到一條救國治學的新途徑。直到1917年春，他看到《新青年》，才產生出他從未有過的感覺，他說：“我一眼就覺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內容，覺得確適合當時一般青年的需要，頓時喜出望外，熱烈擁護，并常與反對者展開討論?！痹诒贝髮W生中，他也算是“最先擁護新文化運動的一個”。

　　1918年5月21日，《大中華報》披露《中日共同防敵協(xié)定》，學生們對此協(xié)定異常憤怒。次日，北大和其他幾所學校的學生，來到總統(tǒng)府，捧著請愿書，恭而敬之地要求見馮國璋總統(tǒng)。這是張國燾初涉政治的第一次行動。當時，他就對這種溫和的請愿“覺得太不夠味”，他欣賞“天津學生代表郭隆貞女士在總統(tǒng)府門前大哭大鬧”的抗議方式，這種熱烈的情緒，促使他萌發(fā)“激進”的念頭，“認為應當從事徹底革命，推翻親日派的統(tǒng)治”。

　　他和一些同學發(fā)起成立國民雜志社，成員有100多人，多是北大學生，而且，后來都成了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不久，鄧中夏又發(fā)起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他是其中的積極分子，講演的內容多為啟蒙教育，也有結合政治形勢的講演。此時對他最有意義的莫過于同李大釗的來往，他說：“我在歐戰(zhàn)結束的時候，與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先生來往密切起來了。由于他的影響，使我增加了對于社會主義的興趣。”

　　五四運動爆發(fā)，北大學生干事會也應運而生，干事會由段錫明、羅家倫、康白情和他等組成，他負責講演部的工作。5月19日，北京學生全體總罷課，發(fā)表《罷課宣言》，講演部更是走在運動的風口浪尖。他們走街串巷，深入民眾，宣講買賣國貨、抵制日貨的道理。

　　北京政府嚴令禁止北大講演部的活動，并開始大規(guī)模地抓捕學生。6月2日，張國燾等6位同學在講演中被警察逮捕，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坐牢。張國燾等的被捕，激起學生和社會各界的憤怒，北京、上海乃至全國各地罷課、罷工、罷市一浪高過一浪，北京政府不得不屈服，答應被囚學生的要求，由警察廳道歉，還用汽車將張國燾等禮送回校。他因此而享有“學生要人”的美稱。

　　在北大學生干事會的會議上，他被推舉為北京大學學生干事會總務主任兼聯合評議部主任，并是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在北京學生聯合會的會議上，他又被推舉為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干事。大潮過后，北京學聯的工作冷清下來，他也開始思考往后的人生。10月間，他辭去北大學聯和北京學聯的職務，一門心思，準備“完成我的大學學業(yè)，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礎”。

　　北京政府一直沒有放棄對學運領袖的迫害。12月的一天，在得知警察將拘捕他的消息后，他和羅家倫悄然上了火車，直奔上海。他在上海憑借北京學運的聲望，與國民黨上層人士及社會名人廣泛接觸，如胡漢民、汪精衛(wèi)、朱執(zhí)信、廖仲愷、戴季陶、葉楚倫、邵力子和張東蓀、梁啟超等。他還和許德珩、康白情和劉清揚拜訪孫中山。過了10天，孫中山又單獨召見他，對他關注民眾和工人運動的熱情極為贊賞。北京是回不去了，他只得安心在上海避險。這時，上海有個中華全國工業(yè)聯合協(xié)會，這個組織的一些主要負責人，如黃介民、曹亞伯等，他不僅耳聞，而且十分熟悉，他們都是老同盟會會員，是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就在孫中山召見張國燾后不久，中華全國工業(yè)聯合協(xié)會邀請他參加這里的工作。他擔任了這個組織的總干事，剛開始也是很熱心地投入這項工作，可是，當他得知北京的風聲已去，重理學業(yè)的思想又將他的政治熱情復歸平靜。1920年5月初，他辭去中華全國工業(yè)聯合會總干事，又回到母校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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