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捐款2000萬,凡事親歷親為,捐了錢還要張羅著花
善人甘金華渴盼慈善立法來“減負”
抱歉,這都是“體制外捐款”慈善體制應如金魚缸般透明一部“研究”了9年的法律慈善立法為何這么難?
17年捐款2000萬,凡事親歷親為,捐了錢還要張羅著花
善人甘金華渴盼慈善立法來“減負”
時隔不到一個月,甘金華再次走進我們的采訪室。在中國文化里,做好事應該不留名,所以,高調幾乎是慈善的降價標簽。“高調會讓人說閑話,但沒辦法,高調才能推動大事情。”甘金華說。
甘金華作為人大代表,第一次呼吁慈善立法是在2007年的武漢“兩會”上。6年之后,甘金華再次準備人大議案,呼吁慈善立法。
這條路本不該這么苦
“從善17年,你最大感受是什么?”這是甘金華被問了不下20次的采訪提問。他每次的回答都是:“這條路太苦,一般我不勸別人做?!?/span>
有一回,鄂西一所中學急需一個操場,學生連做早操的地方都沒有,甘金華決定捐助。他去了當?shù)?,施工隊報了建設方案后,本來就是做建筑業(yè)的甘金華,看圖紙核定在5萬元,施工隊照圖施工。操場完工后學校驗收,甘金華把5萬元工程款匯給了施工隊。
還有一次,鄂西南一所小學,開學需要200套新桌椅。甘金華不懂家具,但他還是赴當?shù)卣壹揖邚S,看好貨,最后桌椅驗收,甘金華打款給家具廠。
每年開學,甘金華要給捐出為數(shù)不少的新書包。他的慣例是,在武漢買好分裝,分不同線路送到學校。每年向養(yǎng)老院福利院捐助,有時他把錢給院方,院方買了生活用品,他到現(xiàn)場看,有時則是他親自去買……
很多事,回頭總結,只是一個數(shù)據(jù)。比如,甘金華17年捐了兩千萬,但做慈善過程中的甘與苦,只有他自己才能感受到。
甘金華沒有算過,17年來,他為捐助跑過多少路、花了多少時間。但他可以肯定,他為做慈善所花的人力、物力、精力等“成本”實在高昂。他自己曾說,在他的生活中,60%以上的精力和金錢都花在做慈善上,而其中60%以上的精力和心思又用在怎么花錢上。這種慈善方式,他稱為“點對點捐助”。
“不信你去問,不只我一個人,大多數(shù)慈善人都跟我一樣?!备式鹑A說,我也不愿意這么苦,捐了錢還要張羅著花,但沒辦法,捐出去的每一分錢,都是辛辛苦苦賺來的血汗錢,我希望每一分都花在刀刃上。
抱歉,這都是“體制外捐款”
甘金華在人大建議案中說,希望政府獎勵慈善行為,以鼓勵更多的人加入。
武漢慈善總會常務秘書長黃沙利說,有啊,捐贈條例中有規(guī)定,企業(yè)捐贈到一定額度,有利潤總額12%以下的退稅?!?/span>
為何甘金華很少享受?原來,退稅需要政府認定的有資質慈善單位,開具正規(guī)發(fā)票以作證明,比如慈善會、紅十字會、青基會等慈善單位。
甘金華呢?給施工隊、家具廠、書包賣家、超市的錢自然不能自證為“善款”,更多憑著錄取通知書、低保證、收入證明就慷慨解囊的錢,連收條都沒有。17年來,甘金華捐出的錢,最多的就是這樣。有人把這種捐款,稱為“體制外捐款”。他說,他的朋友們慈善捐款,也大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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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就不能從公益機構走款嗎?
還在他的捐贈早期,一次某慈善分會求助于他,說需要20萬幫助貧困學生上大學。一年3000多元的學費,這筆錢大約可以資助60多人。甘金華解囊了,事后卻沒有回音。他找分會詢問,對方只答捐助了60人,卻無賬目明細,既沒有證據(jù)說20萬元都到了學生手上,也沒有證據(jù)說20萬元沒到學生手上,甘金華如鯁在喉。
同樣以助學的名義,他捐了12萬給一個貧困鄉(xiāng)鎮(zhèn)。后來聽朋友說,只有3萬元花到了孩子身上,剩下的9萬元,變成了停在鎮(zhèn)政府的一臺桑塔納轎車。
甘金華說,這種事情不算多,但有了一件就足夠傷心,還是自己親歷親為最放心,雖然這樣做慈善,成本高、人也累,但錢花在哪里心里有數(shù)。
慈善體制應如金魚缸般透明
甘金華自言沒多少理論水平,但對民政部救災司前任司長王振耀的觀點非常認同。王振耀曾說,慈善一定要是平民慈善,大家都來做,而前提是,慈善行為要像金魚缸一樣透明。
甘金華作為名人,曝光率相當高,因素之一便是“一個人不可承受之重”。近10年來,他的企業(yè)運作平穩(wěn),每年的捐贈款項預算在200萬元左右。隨著名聲日起,甘金華最近兩三年的捐助都接近600萬元,不僅捐錢,還有人找上門來求職、辦事……。
“我再有能耐,一個人也應付不來啊,慈善應當很多人來做。美國人均月慈善捐款99美元,而我們,人均年捐款還不到1美元,我曝光多一點,或許可以帶動更多的人,比如吳天祥,他帶動了我們,力量就更大一些。”
甘金華六年之內兩次呼吁慈善立法,他希望能有一個如金魚缸一樣透明的慈善體制,來給像他這樣的慈善人減負,也給更多愿意做慈善的百姓以信心。
一部“研究”了9年的法律
與甘金華的個體經歷相呼應,是近兩年國內慈善屢成熱點?!肮烂馈敝螅?010年,中國扶貧基金會募款只有上年的80%,中國紅十字會則只有上年的三分之一,深圳、佛山等地紅十字會收到的社會捐款幾乎為零。
政協(xié)委員楊瀾在今年兩會上說,實際上,民間慈善踴躍度很高,捐贈總額已兩度超2000億元,非盈利社會組織已超過45萬家,專業(yè)從業(yè)人員達600多萬人,志愿服務人數(shù)數(shù)以億計,但這么大的一項事業(yè)卻沒有一部系統(tǒng)的法律規(guī)范。
“慈善立法”似乎迫在眉睫。
但是,“慈善立法”卻不是新鮮名詞。
比甘金華更早,慈善立法于2004年便成為一個全國性詞匯。2005年起,每年兩會都有代表委員呼吁慈善立法。當年,民政部正式啟動了慈善立法工作。2007年,有官員稱,《慈善法》已被列入了人大的立法規(guī)劃和國務院的立法規(guī)劃。
自2006年—2010年,慈善立法連續(xù)五年被列為國務院立法工作計劃中“需要抓緊研究、待條件成熟時提出的立法項目”之一。2009年,“慈善事業(yè)法”被列為七件預備項目之一,當年9月,官員稱《慈善法》起草完畢,進入到立法程序。
2010年,“慈善事業(yè)法”再被列為預備項目,2012年,全國人大赴各地調研,為新法出臺做準備。
慈善立法究竟有什么內容?
國務院法制辦曾有官員解釋,至少應當有三方面突破:1,慈善組織的登記管理。2,慈善組織的稅收優(yōu)惠和權利保障,3,在慈善領域引入競爭和效益機制——它解決的是慈善環(huán)境的本質問題,幾乎接近國外完善的慈善運作機制。
慈善立法為何這么難?
今年四月,全國人大專赴武漢調研慈善立法一事,武漢市慈善總會常務秘書長黃沙利是當時的與會者之一。做了多年的慈善工作,以她的理解,慈善立法,不是不為,是太難了。
首先是政企分開的問題。比如慈善會,從中央到地方,既是政府下轄的一個管理部門,又是慈善服務的一個中介組織,又是教練員,又是裁判員,角色如何定位?假如機構剝離,全國慈善工作部門,公務員及事業(yè)單位人數(shù)編制數(shù)以十萬計,難度可想而知。
再則涉及到管理體制。目前主要的一些慈善性質部門,如慈善會,紅十字會,殘聯(lián)、青基會等,都是中央到地方,分屬不同系統(tǒng),這些如何調并?
還有利益受損的問題,如稅務,如果組織可自愿申報,也都能減稅,對稅務收入自然是減法。而賬務公開的問題,怎么也跑不到政務公開前頭吧?
不過,黃沙利說,慈善立法是大勢所趨,只是快慢問題,每年全國兩會都有相關建議。去年,民政部已經放開了民間慈善組織的注冊。如今,深圳、上海、江蘇、浙江等地都提前嘗試了地方立法,全國性的慈善立法,應當不會遠了。
去年12月,臨近年末,甘金華(右)照例趕回老家新洲汪集吳河村,給家庭最困難的20個孩子送去2萬元資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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