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黑龍江肇東市數(shù)千名教師因為薪資待遇問題集體罷課，導致多所中小學被迫停課。隨后，肇東市政府提出解決方案，將教師每人的平均工資提高了772元。然而，僅僅過去不到兩周時間，黑龍江多地再次出現(xiàn)了類似的教師停課維權事件。（11月30日中國廣播網(wǎng)）

　　維自己的權，罷學生的課——不管怎么說，“停課式維權”已經突破了教師職業(yè)底線。工資問題、養(yǎng)老問題，可能確實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但不得不說的是，以停課為籌碼博弈勞資關系，本身已帶有“權利挾持”的意思，于法治背景觀之，起碼不該是首選，更不能成為示范。

　　老師們的做法，固然值得商榷。但不能不深思的是：為什么在薪資權益的訴求上，黑龍江省雙城、哈市、尚志以及依蘭等多個城市，不約而同地出現(xiàn)了“肇東式維權”現(xiàn)象？這個問題恐怕要從三個層面來反思：一是各地教師待遇上的所謂“歷史遺留問題”，不可能永遠遺留下去。再久遠的欠賬，也總要有還債的一天。與其讓老師們自下而上地蘊蓄戾氣，倒不如頂層設計自上而下地紓解矛盾，防患未然。別的不說，2006年修訂的《義務教育法》、2008年《關于義務教育學校實施績效工資的指導意見》、2012年《關于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等都明確要求，依法保證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僅此一點，涉事地方敢說問心無愧？

　　其二，在教師待遇問題上，權利救濟通道是否順暢無阻？在權利保障體系中，不管是有理的無理的、聲音高還是沉沒的，都應該被制度設計同等尊重與對待。那么，在這些地方教師公開發(fā)表維權書、抑或高調走上街頭之前，究竟是他們不曾言語、還是他們的話語權被屏蔽或忽略？此外，教師停課次日，肇東市委宣傳部發(fā)布了《肇東市部分教師上訪反應工資問題情況說明》；最終，漲工資的訴求也得以普惠性實現(xiàn)。這給公眾營造了一種錯覺：停課，是漲工資的有效途徑？“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還是議事規(guī)則中的座上賓？

　　停課未必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地方部門在停課面前搖擺的姿態(tài)：如果過于強硬，又擔心工作不到位的“老底”被晾曬；如果過于軟弱，又可能成為“破窗效應”中的炮灰。于是在變味的“穩(wěn)字訣”政績觀下，原則恐怕就要妥協(xié)于群體事件的影響。如此一來，不僅權力作為欲蓋彌彰，更為周邊地方平添壓力。也因此，黑龍江省政府新聞辦認為，“不能突破底線和尺度，不能因個性化解決黑龍江的問題，而給其他省份工作造成不便”。

　　客觀地說，教育支出4%的占比剛到位，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結構深度調整的當下，一下子要地方部門在教師薪資待遇上真正實現(xiàn)“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恐怕也是捉襟見肘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說，主動關注教師權益短板、關切教師利益訴求、敬畏程序正義，總比等著他們“停課維權”更有意義。有一點是肯定的：賬，可以慢慢還，但原則與底線，不能兀自亂了陣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