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期“中國”作為國家名稱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發(fā)展

　　清朝時期“中國”作為國家名稱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發(fā)展

　　作者：黃興濤

　　“中國”作為國名很早就存在，它既是一種中國人延續(xù)下來的國家稱謂習慣，更蘊含著豐富深厚的歷史信息和文化意義。以往學界以“中國”作為“中華民國”的“簡稱”而成為正式的現(xiàn)代國名的觀點，現(xiàn)在看來未必靠得住。據(jù)筆者考察，民國以來，并沒有哪個正式頒發(fā)的憲法乃至草案型的憲法，有過類似的“簡稱”規(guī)定。其實它是數(shù)千年王朝國家通稱“中國”的某種歷史延續(xù)。這一點從1911年11月11日武昌起義的革命黨人成立謀略處后，公開聲明的五項決定中“稱中國為中華民國”的說法(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見《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頁)可以得到集中體現(xiàn)。由于辛亥革命時，王朝國家因“中華民國”的建立而根本轉型，“中國”或“中華”也就從王朝通稱轉而變成與新建的“中華民國”可對等互換的另一個習慣性國名。筆者以為，與其說“中國”是“中華民國”的簡稱，不如說“中華民國”是以否定帝制之王朝國家的新的形式，再次確認了“中國”這個歷代王朝共享之通用國名，從而實現(xiàn)了一種獨特的歷史延續(xù)。

　　一

　　實際上，作為各朝代通稱的傳統(tǒng)國名之“中國”，不僅被入關后的清朝統(tǒng)治者和一般臣民用為與“大清”對等的習慣性國名，明末清初以降也得到西方列強的了解和使用。應該指出，China、Chine和Cina等成為歐美流傳至今的對應漢字“中國”國名的相對固定稱謂，有一個歷史過程。早在明末清初，這一過程實際上就已逐漸開始。明末時，法國傳教士金尼閣將《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整理后在歐洲出版，風行一時。書中明確告知歐洲人：這個古老的帝國曾以各種名稱為歐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稱是Sina，馬可波羅稱之為Cathay，“最為人所知的名稱China則是葡萄牙人起的”，而葡萄牙人之所以稱之為China，則是由交趾人和暹羅人稱這個帝國為Cin而來。利瑪竇還告訴歐洲人，“除了新王朝一來就取一個名字以外，這個國家還有一個各個時代一直沿用的稱號，有時候別的名字就和這個稱號連用。今天我們通常稱呼這個國家為中國(Ciumquo)或中華(Ciumhoa)，第一個詞表示王國，另一個詞表示花園。兩個詞放在一起就被翻譯為‘位于中央’。我聽說之所以叫這個名稱是因為中國人認為天圓地方，而中國則位于這塊平原的中央”(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6頁)。

　　在當時通行的漢語詞匯中，作為人們熟知的國名，唯有“中國”或“中華”具有可與China(Chinese Empire)、Chine、Cina等古今相續(xù)之內(nèi)容相互對應的歷史縱深。各具體王朝之名如漢、唐、明、清等，均無一能夠勝任。事實上，明清以降的中西歷史上，可以說China、Chine、Cina 等與“中國”或“中華”的國名之間，具有某種相互對應、規(guī)約、彼此互動的特性。無論中國是改朝換代還是建立民國，西方都仍習慣保持不變地稱之為China、Chine、Cina，與此同時，“中國”或“中華”的貫通性國名，在國際舞臺沿用并實現(xiàn)其一定程度的意義轉換，最終成為通用的現(xiàn)代國家名稱。

　　正如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從康熙時代開始，“中國”作為與“大清”同義且更為西方人所熟悉的延續(xù)性國名開始進入近代國際條約(如《尼布楚條約》)。尤其是清中葉以后，“中國”或“中華”作為與“大清國”含義相同并可互換的另一個主權國家國名，更是直接與China等詞對應，與西方列國在表面對等的主權條約國意義上使用，并得到各種國際條約的中外對照本之習慣性運用與“承認”。如1842年中英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江寧(南京)條約”的漢文文本中，就是“中國”和“大清”混用不分的；中法“黃埔條約”亦然。而中美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的漢文文本開頭稱清朝為“中華大清國”，結尾簽字處則注明“大合眾國欽差全權大臣駐中華顧盛”。十余年后的中美“天津條約”里，也稱清朝為“中華大清國”，稱大清皇帝為“中華大皇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最主要的西方強國在與中國簽署條約的本國文字條約文本中，有時干脆就直接將“大清”二字譯成China。如前面提到的中英“南京條約”的英文本里，大清皇帝的對應詞就寫作Emperor of China；大清國也直接寫作Chinese Empire。為了更清楚地了解這一問題，我們不妨再以1868年《中美天津條約續(xù)增條款》(又稱“蒲安臣條約”)中首次涉及中外“國籍”問題的條款文字，來進一步加以說明，因為現(xiàn)代“國籍”問題通常都與“國名”稱謂緊密相關。該條約漢文版的第五款和第六款規(guī)定：“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民人前往各國，或愿常住入籍，或隨時來往，總聽其自便，不得禁阻為是?！睘榱孙@示其有別于其他西方列強，美國還在條約第八條中特別表示：“凡無故干預代謀別國內(nèi)治之事，美國向不以為然。至于中國之內(nèi)治，美國聲明并無干預之權及催問之意……總由中國皇帝自主酌度辦理?！痹摋l約的英文版，無論是“大清大皇帝”還是“中國大皇帝”，一律都譯成Emperor of China，完全不加區(qū)分。

　　1869年，特別看重《中美天津條約續(xù)增條款》在中美關系史上之重要地位的美國傳教士倪維斯(John Livingston Nevius)，特將該條約作為附錄收進其英文名著《中國與中國人》一書。同時，該書關于中國的國名部分明確指出：“中國人講起自己的國名，最常用的是‘中國’(Chung Kwoh)Middle Kingdom；另一個名字是‘中華國’(Chung Hua-Kwoh)Middle Flowery Kingdom；……此外，統(tǒng)治王朝的各朝代名稱也經(jīng)常被用，比如目前就又稱作‘大清國’(Ta Tsing-Kwoh)?！笨梢?，當年美國人對于中國的王朝名和歷朝通稱國名的混用，就已然十分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漢字文化圈內(nèi)野心勃勃的東亞國家，日本對作為國名的漢字詞“中國”和“中華”字面上體現(xiàn)的某些內(nèi)涵十分敏感和反感。1871年，中日兩國在商討立約標題時，日方就認為題頭與日本并稱的“中國”稱謂有失妥當，“中國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約內(nèi)兩國相稱，明書國號為正”。對此，中方強硬地回應道：“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nèi)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來箋謂己邦邊疆荒服而言，似屬誤會，未便照改”。顯然，中方認為“中國”乃是與“大清”對等、對外亦可使用的國號，不能改變。但深謀遠慮的日方卻并未就此罷休，在條約付署之際，又再度重申了不可用“中國”作為條約起首處國家之稱的理由：“中國，東起滿洲、朝鮮，西至西藏、后藏、昆侖山，若將其域內(nèi)稱作中國，那么其域外之地豈不是要被視作外夷？說到底就是要以‘中國’自居?！弊詈?，主持中方修約的李鴻章作出讓步，商定條約起首處以“大清(國)”和“大日本(國)”并稱，而中文文本內(nèi)是否與“大清”同等使用“中國”之稱，則隨中國之便。

　　二

　　晚清時期，不僅在平時的對外照會等外交文書中，“中國”作為國名使用早已成為常態(tài)，在各國對華照會、來華使節(jié)呈遞國書等漢文本中，以“中國”“中華”的國名來稱“大清”的，也已經(jīng)成為常態(tài)(如1871年德國來華使節(jié)所遞交的國書中，就有“中國大皇帝”之稱；中國使節(jié)訪問歐洲各國，瑞典、荷蘭等國在“回書”中，一開始也都分別是該國國君“問中國皇帝好”或“問中國至高有權之皇帝好”等，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八冊，第3249頁；第九冊，第3267頁)。同時，在中外人士所創(chuàng)辦的各類新興中文報刊上，以“中國”指稱大清王朝所代表的歷史悠久的國家，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而且總體來說呈越來越多之勢。較早傳入中國或由傳教士撰寫的有影響的早期漢文世界通史著作，如日本學者岡本監(jiān)輔用漢文書寫、1880年由申報館出版的《萬國史記》，其講到中國的第二卷，就名之為“中國記、中國記附錄(主要是西籍中所記中國近世歷史)”。1882年，美國傳教士謝衛(wèi)樓所編著、美華書館出版的《萬國綱鑒》第一卷為“東方國度”，其中第一章即名為“論中國事略”，凡此，均是將“中國”視為包括大清王朝在內(nèi)的固定國家名稱。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清末新政時期，不僅日常習慣，而且清朝官方頒布的正式條例、國家章程和重大法規(guī)方面，以“中國”作為國名自稱的做法，更為流行并且相當正式。如1903年底和1904年初清朝學部頒布、標志教育近代化轉型的重大法規(guī)《奏訂學堂章程》里，就隨處可見以“中國”作為現(xiàn)代國名的自覺稱謂，反而較少使用“大清”字樣，有時需要用“大清”時，也往往稱之為“本朝”。在這部極為重要的教育法規(guī)里，不僅諸如“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和“中國地理”等成為各級學校正規(guī)的課程名稱，而且“中國文學門”和“中國史學門”等還成為文科大學的學科門類名稱，“中國歷史”(或直接稱為“中國史”)課程要求講授的內(nèi)容，均包括有史以來中國各民族建立的全部朝代的歷史。如其中的《高等小學堂章程》就規(guī)定，“中國歷史”課“其要義在陳述黃帝堯舜以來歷朝治亂興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變遷”。至于有關“大清”的歷史課，則名之為“中國本朝史”。

　　清末時，作為教科書用的各種以“中國歷史”命名的著作已紛紛涌現(xiàn)，這也是同“中國”作為現(xiàn)代國名的習慣使用相伴隨的歷史現(xiàn)象。像得到清朝學部審訂推廣、供中學堂和師范學堂使用的汪榮寶著《中國歷史教科書》(原初名為“本朝史講義”)，以及陳慶年編、同樣得到學部審定通行的《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等，都是如此，它們體現(xiàn)了清末朝廷的意志。如前者一開篇即寫道：“本朝史者，中國史之一部，即全史中之最近世史也。中國之建邦遠在五千年以前，有世界最長之歷史，又其文化為古來東洋諸國之冠?！边@類以“中國”為名，包括各民族主導中國歷史內(nèi)容的通史書寫，意義重大。它們是伴隨國家現(xiàn)代政治自覺和文化自覺的史學運動之有機組成部分，是史學參與其清末新政和“中國”國家再造運動的自覺行為。

　　與新的“中國歷史”書寫相伴隨的，則是以漢語作為“共通語”的“國語”運動之發(fā)軔。《高等小學堂章程》“中國文學”課程就規(guī)定小學生“必使習通行之官話，期于全國語言統(tǒng)一，民志因以團結”。1909年，東三省蒙務局協(xié)領榮德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國文教科書》為底本，譯成《滿蒙漢合璧教科書》，供蒙人學習漢語漢文之用，并由東三省總督錫良奏請朝廷批準發(fā)行。其第23課概說“中國”時，就以三種文字呼吁：“吾既為中國人，安可不愛中國乎？”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1906年，沈家本和伍廷芳等奉令修訂刑法和訴訟法草案，其中凡涉及中外國際交涉部分，均稱本國為“中國”，本國人為“中國人”“中國人民”和“中國臣民”等(可見《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進呈刑律草案折》《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進呈刑律分則草案折并清單》等，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1卷，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466—471頁；第531—537頁)。更值得關注的是，1909年，正在嘗試“預備立憲”的清廷，通過了《大清國籍條例》，該法除了標題之外，整個正文中都沒有一個“大清”，而全被“中國”和“中國人”所取代。如它的第一章“固有籍”就規(guī)定：“第一條凡左列人等不論是否生于中國地方均屬中國國籍：一、生而父為中國人者；二、生于父死以后，而父死時為中國人者；三、母為中國人，而父無可考或無國籍者?！毙y(tǒng)二年(1910年)，清政府為籌備預備立憲、要求學部完成編寫并審定發(fā)行了《國民必讀課本》，其中也以“中國”作為國名，聲稱“中國居于亞細亞之東部，土地最廣(約占亞洲三分之一)，人口最多(約四萬萬五千萬)……”

　　在筆者看來，像《大清國籍條例》這樣的近代新式法律之頒布和清末新政中其他一系列國家法令、政令、國頒教材中對“中國”國名正式而普遍的使用，再加上國際條約中的廣泛使用和承認，可以說已基本奠定了“中國”作為現(xiàn)代國家名稱的合法性，也奠定了包含漢滿蒙回藏等各族人民在內(nèi)的“中國人”作為現(xiàn)代國民身份認同的政治基礎。清代是中國歷史上各主要民族大規(guī)模碰撞與空前融合的時期，也是中國與當時主導“現(xiàn)代世界體系”的西方列強直接接觸、沖突并深受其影響的時代。正是在這一歷史階段，尤其是該階段的后期，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開啟了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初步轉型。

　　(作者：黃興濤，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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