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周“七天樂”成了“七天忙”,這是許多國人“十一”長假的真實寫照。人們在長假里忙著參加婚禮、忙著旅行、忙著探親訪友,往往把幾項議程壓縮在一個假期里。有專家認為,目前國內(nèi)休假總量并不算少,居世界中等水平;人們之所以感到“假荒”,是因為現(xiàn)行休假結構不合理。
目前,國民休假結構高度集中,而且受限于節(jié)日分布,部分時段假期較為密集(如清明節(jié)、勞動節(jié)、端午節(jié)所在的4月—6月),而部分時段出現(xiàn)“假荒”(如暑期7月—8月)。假期的空白期讓人感到長時間無法好好休息,而假期的集中期又讓人不知道該如何度過。一旦活動項目撞在一起,更讓人無比糾結。比如,剛剛過去的“十一”黃金周,恐怕就有不少人為選擇出席親友婚禮還是外出旅行而犯難。
以上僅僅是人們對假期設置的主觀感受,從對國民經(jīng)濟的影響來看,休假結構也會影響經(jīng)濟周期。黃金周確實刺激了旅游等市場的短時期繁榮,但黃金周前后勢必存在低谷期。旅游景區(qū)、交通運輸業(yè)、餐飲酒店業(yè)為應對黃金周的游客排浪,不得不準備冗余的接待能力,而在平時,這些接待能力又被迫閑置,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一些商家還形成了“半年不開張,開張吃半年”的扭曲心態(tài)。黃金周期間,很多消費項目價格大幅度上漲是不爭的事實。價格上漲背后,還滋生了服務水平下降、假冒偽劣、強制消費等現(xiàn)象。面對假期各大景區(qū)人山人海、擁擠不堪的場面,近年來流行起了“佛系”度假,據(jù)說躲在家里喝茶、看書的人,已站在了休假“鄙視鏈”的頂端。
凡此種種問題,推動不少有識之士呼吁落實帶薪年假。在制度層面,有《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的頂層設計;在效果層面,帶薪年休假靈活程度高,可以讓利用假期外出旅行的人獲得更好的體驗。然而,多年呼吁下來,盡管有更多的用人單位落實了帶薪年假,甚至提倡員工休帶薪年假,但依然有不少單位沒有真正踐行帶薪年假制度。
面對這種格局,有人在建議中主張借助行政的力量,把帶薪年休假和法定節(jié)假日一樣作為政策層面強力推動的事情。這樣的想法,看似積極有效,在實踐中卻會存在較大的潛在阻力,在企業(yè)文化有所偏差、勞動者權益保障不到位的單位,往往會用各種潛規(guī)則“稀釋”政策效果。
其實,在企業(yè)文化健康的現(xiàn)代企業(yè),帶薪年假早就習以為常。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多的公司落實了帶薪年假。對帶薪年假呼聲最高的,可能只是那些沒有落實帶薪年假的用人單位,它們寧可讓員工低效地在崗位上磨時間,也不愿意讓員工度假放松以后高效地工作,如此單位更應該審視其價值觀。
我國之所以沒能普遍落實帶薪年假,還在于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狀況并沒有真正達到讓人安心休假的程度。有的公司盡管有帶薪年假安排,不少員工卻放棄休假。有的是員工個人選擇,“出去玩遲早要還的”,不愿因休假耽誤工作;有的則是一股無形的企業(yè)文化壓力讓人不敢休假。不管如何,這都表明我國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發(fā)展仍處于艱苦的上坡階段,勞動者的價值創(chuàng)造更被看重,而事關身心健康的休假制度還需完善。
改善休假結構,無論是落實帶薪年假制度也好,還是采取其他方法也罷,最根本的途徑是尊重市場規(guī)律,發(fā)揮市場價值。就現(xiàn)階段而言,帶薪年假確實成了企業(yè)吸引人才的福利,更是企業(yè)彰顯其價值觀的體現(xiàn)。在人才流動自由的背景下,市場最終也會激發(fā)更多企業(yè)認真落實帶薪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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