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是中國文化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中國政治走向成熟的試驗期。在這個難得的機遇里,大臣們沒有把君王不得慢待老師,更不得擅自懲罰和殺戮老師等定為行規(guī),這是先秦時代的大臣們的重要失職.
魏文侯精通樂音田子方為何笑話?
我們再來看一則魏文侯的故事。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碧镒臃叫ΑN暮钤唬骸昂涡Γ俊弊臃皆唬骸俺悸勚?,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其聾于官也?!蔽暮钤唬骸吧??!保ā顿Y治通鑒》卷一)
魏文侯陪田子方喝酒,旁邊有編鐘奏著舒緩的樂章。文侯對樂器十分在行,聽出了左邊鐘的音調稍高了一點。田子方笑了。文侯問田子方笑什么?子方告訴文侯說:“我聽有見識的先生們說過,當君主的,只要知道誰能充當主管音樂的官員就夠了,不必一定要懂得樂章和樂器。現(xiàn)在您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音樂本身的事情上面去了,我只怕您因此忘記了辨識什么樣的人才適合作樂官哪!”文侯聽了以后,好像醒悟了什么似的,說:“您說的對呀!”
田子方(資料圖)
這段故事看上去很簡單,實際上也蘊含了相當?shù)膬群?。懂音樂和知道誰懂音樂,這是兩回事。如果把目標放在通曉音樂上,那么你自己可以成為音樂家。要是把目標放在了解誰真正懂音樂,就可以選派適當?shù)娜巳氖乱魳贰⒅鞴芤魳返氖乱?。以國君而論,他作為個人,懂音樂自然可以使自己有所消遣(姑且不論更高的層面),獲得相應的輕松或者感性生活的滿足。但那只是他個人的事情。若以他的國君身份而論,他的目標在于治理國家,要使人盡其才、物盡其用,這才是他的職業(yè)目標。懂不懂音樂,實際上并沒有多大關系。只要知道誰懂,委派他主持這項事業(yè)就可以了。
我想,當我說到這里的時候,肯定有同學會問:“自己不懂音樂,怎么知道誰懂音樂呢?”這個問法看似有道理,實際是個假問題,事實上并不會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不懂音樂的人多,但我們不都知道貝多芬、施特勞斯、柴科夫斯基是音樂家嗎?我們不都知道盛中國的小提琴《梁山伯與祝英臺》拉得最好嗎?國君以天下為耳,以天下為目。天下人所知,即是國君所知,何必一切事情都必待自己親自懂得,而后才能做出判斷呢?國君通觀全局,主持大政,細小的環(huán)節(jié)不必一一精通,甚至不要去一一精通。如果追求在細小的環(huán)節(jié)上處處精通,反倒會妨礙對整體和大局的把握。過去有句話,叫做“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不能讓你的判斷擱淺在具體的細枝末節(jié)上,這樣會耽誤國家大事,而且因為過于細密的參與,還會形成具體部門對自己所負責的事情的干擾,從而使得具體的執(zhí)行者慢慢懈怠下去。為什么?你不是都懂嗎?那你就來直接過問好了,你定好了,我們就執(zhí)行唄,何必我們再去浪費心思?
國君雖然擁有無上的權力,但是這個權力的行使,也應該有界限。行使權力經常出界的國君,絕對會形成具體執(zhí)行者的懈怠和偷惰。國君喜歡作詩,就會傷害詩歌藝術;國君喜歡自己彈奏,也會傷害音樂藝術;國君喜歡細枝末節(jié),大臣們就不必兢兢業(yè)業(yè)了。中國在漢朝初年崇尚黃老哲學,推行無為而治的方針,使得社會經濟很快得到了恢復和發(fā)展。因為國家不插手具體事務,社會經濟反倒自己恢復和發(fā)展起來了。這是為什么?你不管,他就會自己管;你要管,他就不必再管。就算你真懂音樂,你能真懂繪畫嗎?還有更多的,尤其是農業(yè),社會治安、民心風俗等等。事必躬親,絕對不應當成為行政的原則。身在具體行業(yè)內的人士,肯定比你更了解實際情況,更能想出有效的辦法。這是田子方的高明,魏文侯確實不同凡響,一經點撥,便很快醒悟過來了。
但是這段話語中,有個詞用錯了。就是田子方對魏文侯講話,不應當以“臣”自稱,因為他是魏文侯的老師,應當稱“某”才對。如果中國的史書中,皇帝的師傅在對皇帝講話時都以“某”自稱,而不是用“臣”自況,那么中國的歷史,就會是另外一種樣子,后來的當政者,也就不敢不可一世了。老師不是臣子,說錯了,皇帝也不能治罪。老師就是老師,老師既不能自甘臣妾,皇帝也不能以臣妾待之。這是天理!違天逆理,天將禍之!
老師面對君主時自稱“臣”,只在一種情況下是合理的,那就是他接受了國君的任命,成了他手下的官員。因為田子方只是魏文侯的師傅,沒有成為他所任命的官員,所以,他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在面對魏文侯時以“臣”自稱。
一次,田子方乘車行進在魏國的大街上,魏文侯的太子,就是不久之后的魏武侯,剛好也乘車在眾嘍啰的簇擁下經過。這位魏武侯深受父親影響,也打心眼里尊重賢達。見到田子方經過,趕緊把自己的車子停在路邊,下車跪伏在路邊上,給田子方行禮,讓田子方先通過。田子方不給他還禮。魏武侯當時很生氣,就對田子方說:“到底是富貴者可以對人傲慢呢,還是貧賤者可以對人傲慢呢?”那話語的意思非常明顯:像我這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身份,對您還這么謙恭,你只不過是個貧賤的讀書人,怎么可以對我這樣傲慢無禮!
田子方回答說:“只有貧賤者,才可以傲慢地對待別人,富貴者怎么敢于對人傲慢無禮呢!”這話聽起來很違背世俗的常識,不僅魏武侯沒聽懂,跟前的人們誰也沒聽懂。田子方接著說:“國君要是傲慢地對待他人,就會丟掉自己的國;大夫(大官)要是傲慢的對待別人,就會毀喪自己的家(官位、世族勢力之類)。失掉了國的君主,就沒有人再把他當君主對待;丟掉了世家勢力的大夫,同樣沒人再像從前一樣待敬他??墒悄切┴氋v的讀書君子卻不一樣,如果他們提出的建議不被采納,國家的行為跟他心中的理想不相合,他們就可以轉身而去,連招呼都不用講。他們到那里,不都還能保住像現(xiàn)在一樣的貧賤嘛!”魏武侯聽了田子方這樣一段話語,幡然了悟,深深地給田子方鞠躬,表達了受到教益的由衷謝忱。(這段故事的原文是:“子擊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保?/p>
田子方原本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史書上所載他對魏文侯稱“臣”的話語,不應該是他說的,而是史官改篡的。這些可惡的史官,循規(guī)蹈矩,以為君臣關系最重大,不知師生關系更了得!更不知道師生也好,君臣也罷,其相互關系的要害都在“道”上。離開了“道”,什么關系都不重要。不過史官這一改,至少在以文字為載體的文明傳遞過程中,君臣關系就比師生關系更重要,甚至更首要。老師在皇帝面前的尊嚴沒了,知識分子在權力面前的“驕貴”也不見了。權力從此大得沒了邊際,成了毫無限制的邪魔,在人世間暢行無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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